成都“疑似索酬不成摔死小狗”事件这两天在网络闹得沸沸扬扬。事情的大概是一位女生走丢了一只狗，后来狗被何姓女士收养。何女士一再暗示索要酬劳未能如愿，最后女生带警察上门要狗，却发现狗摔死在何女士家楼下。

因为舆论的一致声讨和警察的介入，何女士当面道歉。但1月12日上午，狗的主人在微博上声明：要求涉事女子何女士在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，事件走正常法律程序，还要赔偿所有损失。

（被摔死的柯基 来源：柯基主人微博）

在网络热炒一番之后，事情终于有望进入法律程序，后面的事情我们就得等待司法的处理了。要知道，这条无辜丧命的柯基犬一个月前就走失，狗的主人曾报警却被告知这是私人纠纷、自己解决。狗的主人在与何女士私了未果的情况下，没办法只能发微博求助。

这给我们一种感觉：遇到问题，网络好像比正规执法管用。无独有偶，昨晚，在北航女博士实名举报陈小武性骚扰11天后，北航通报撤销陈小武教务职务，取消教师资格。此事也算是等来了结果。其实，在微博实名举报之前，举报人罗茜茜有向北航实名举报，但效果并不理想，陈小武在网络删帖、给相关学生施压，事情并未有实质进展。现实就是，在没有诉诸网络之前，维权举步维艰。

事情终于得到相关执法部分的重视和解决，网络舆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没有网络舆论的施压，狗主人要回丢失的狗被勒索的事情可能不了了之；没有网络舆论的施压，陈小武性骚扰的处理结果至少不会来得这么快；还有，没有网络舆论的施压，拦火车的女教师也不会受到处罚，毕竟他们一家三口最终都上了车。

这些事给人的感觉是：事情到了互联网上，闹大了，迫于舆论压力，执法部门才去处理，或者更快地去处理。

（摔狗女子遭到人肉搜索）

网络舆论在这过程中起到的是推手作用。这是一种“围观”的力量。事情被放到网络这个公共领域，被大家传播、讨论和监督，相关执法部门便不得不重视和解决。那么反过来，人们在遇到问题时选择求助网络，就不失为一种快捷、有效的途径。

在理想的状态中，舆论监督和司法作用本来并不冲突。不是所有事情都有必要通过法律途径解决，舆论通过是非讨论、道德评判等，也有助于维护一个社会的公序良俗。或者说，舆论对于扬善惩恶可以起到司法之外的补充作用。但近期的这些事让人担忧的是，正常的执法存在缺位，如果不是舆论的聚焦推动，一些本该被制止的恶行就能逍遥法外。而舆论在介入这些事件时，虽然在“惩恶”方面似乎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，但同时却也容易造成各种误伤。

比如，涉事者往往被“人肉”，个人信息被公开，被恶意营销，被造谣，深陷网络暴力的泥淖中。何女士的行为当然恶劣，但她及其家人被全网谩骂和诅咒，其身份证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被挂到往上。有不少网民无所顾忌，给何女士寄花圈，扬言要“找打手”、“把她也从阳台挂出去”、“咒她女儿去死”、“扒她祖坟”……这些明显超过了正常的“惩恶”界限，而变成了另一种意义的恶。

要定性网络舆论在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，难免陷入一种困境。在正常法律角色失效的情况下，网络舆论是受害者可以依赖的有效维权渠道，否认它会让眼下的公正更难以实现。可是要支持网络舆论，则又要谨慎和人肉搜索等手段切割，在现实中这种界限非常难以把握。不可否认的是，如果不是人肉搜索等极端手段的使用，网络舆论的监督作用必将大打折扣。

我们当然可以呼吁，舆论的参与者要理性，即便在扬善惩恶时也不能越过法律界限。但面对面目模糊、身份和目的多元的网络大多数，这样的呼吁可能效果有限。要解决这样的矛盾，最可期待的还是寄望于执法部门，只有正常的执法得以保证效力，那网络舆论的发挥空间就小。网络比法律还管用的现象，症结在于法律为什么不管用，在这个层面下药，网络的问题也就好治理了。